包伟民：《权力与秩序：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》序

编者按：

包伟民，汉族，1956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。16岁起进工厂劳作，直至1977年侥幸考进大学。1988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，曾在浙江大学任职多年，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。2013年起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等。研究工作集中在宋代史、中国古代经济史及近代东南区域史研究等方面。代表作有《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》(知识出版社1998年)、《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)、《传统国家与社会：960-1279年》(商务印书馆2009年)。近来主持编集大型史料图书《龙泉司法档案选编》(中华书局2012年起)、《宋代城市研究》(中华书局2014年)等。

耿元骊编《权力与秩序：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》出版于2021年4月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。我号着即于2021年4月8日予以推送。该文为是书之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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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2020年上半年，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线上组织了以“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”为题的系列讲座，本书就是这一个系列讲座的讲稿汇集，共计十二篇。讲座主持者指示我为书稿写“序”，我作为讲座的参与者，也觉得有一些问题需要略做解释，因此就有了如下这些文字。所谓“社会治理”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。大致讲，或者可分为由国家机构对社会自上而下实施的统治，与基层民众的自我管理这样两个层面。在前者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分离的，而在后者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则往往两者相兼。在各不同层面的内部，也存在着复杂的“治理”问题，例如在传统中国史领域中几乎可以称为一枝独秀的官制研究，就是针对国家为了选拔、管理“社会治理”者——官吏——而设计的各种制度，来展开分析讨论。传统儒生强调“修身齐家”，以此为“治国平天下”这一人生终极目标服务，则指如何以官吏的身份来更好地“治理”天下。在民众自我管理的层面，无论是血缘宗族、行业组织，还是宗教团体，内容也极为繁杂。在作为最低层级地方政区的县之下，国家设置有基层管理组织——乡里，乡里组织为国家服务，其头目由差派的平民充任，他们的身份介于官民之间，职责有时也呈现出地方立场，具有双重性，可谓两个“治理”层面的连接处。今人所悉知的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之说，无疑是传统“社会治理”的最高原则。这其间所涉及的制度、理念、习俗、文物等等，五花八门，包罗万象。不过通俗地讲来，所谓“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”，主要应该就是在这个最高原则的指导之下，怎样将天下“管”好，似乎更多地落实在自上而下的统治制度。我国传统读书人一向以怀有天下之志而自傲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进退皆忧，以天下之乐为乐。然而深究言之，无非以读书当官的制度为依凭而已。现今坊间推崇备至的所谓耕读文化传统，其实与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基本不相干，无非读书做官而已，虽然不必贬之泰甚，更无须誉之过当。自从丙午岁（1906）废科举以来，国民教育（读书）早已不再制度化地直接与做官相连接，但既受耕读传统之影响，又因为经典理论强调史学研究目的在于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，以为当今社会服务，遂使得人们常常对现代史学功能有某种不甚恰当的期待。实际上，当今世界早已是技术官僚们的天下，未必看得上文人的空谈；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经验能否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，也颇令人持疑。这个系列讲座以“社会治理”为题，无非以此作为理解帝制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，以便将各个看似孤立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，形成有机的逻辑结构。各位主讲者所提出的一些看法，只不过是出于他们对自己研究的历史现象的理解，以展现传统人文之美，本无指点江山的错觉。相对于“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”这个内涵极为丰富的主题，十二个专题讲座的容量太过有限，加之主讲者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，自由发挥，不免令人有支离之感。编纂者以帝制体系之方向认知、社会架构之运行机制、日常生活之官民人等这样三个方面来作归类，显有提纲挈领之效。以本人的讲题《我们如何观察历史：从宋代城市发展水平说起》为例，虽然近年来出于对历史学在国民教育体系中作用的思考，常常叨念强调综合分析的历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性，将讲座的结论落在了这一点上，就分析的具体历史现象而言，从唐到宋的城市发展是否从所谓的坊市制走向了街市制，则既关乎当时社会发展的性质，也涉及帝制国家对城市的管理制度，这样说来，也算不得离题了。又如程民生教授的《宋代女子的文化水平》一讲，这应该是他近年来一系列相近研究中的一个侧面，表面看来似乎离主题更远一些，实际上是通过分析当时士大夫阶层关于女子的教育理念，并在此基础之上全面梳理两宋社会中有关女子教育的各方面史实，最后才对宋代女子的文化水平做出自己的判断。既涉及从上而下的统治理念，也关乎社会的自我管理，所以无疑也是紧扣了主题。其他各讲，也都可以依据这样的理路来做观察，这里不再一一展开。其实，不仅仅在于“社会治理”而已，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庞大而又历史悠久的文明体，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今的客观现实，都明确无误地指示着我们，无论社会生活的哪一个方面，其重要性均无出于国家的政治之上者。王毓铨先生就曾经指出：“不论搞经济史或其他什么史，政治史总是研究历史的主干和基础，研究其他史不能没有政治史的基础知识。”近二三十年来，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，年青一代学人的学术兴趣大多转向了社会史、文化史等似乎更为丰富多彩的领域，关于民族历史的一些核心议题不免被冷落了。鉴于其对中国历史的特殊重要性，十多年前，就有学者呼吁政治史研究的重新回归，及至今日，我们仍然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强调。当然，如何改进政治史的观察视角与研究方法，则是另一个话题了。谨此为序。

包伟民2020年8月20日草就